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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牟志京 :《中学文革报》, 遇罗克及其他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野事野史 Author 顾晓阳
牟志京，1948年出生于大连，1958年随父母迁居北京。中学入读北京四中，“文革”期间创办《中学文革报》，发表遇罗克《出身论》等文章。1969年起先后在河北白洋淀和山西雁北插队。1973年后化肥厂合同工和铁路局工人。1978年3月考入北方交大电讯系；同年5月报考研究生。1984年自费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五年拿到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晓阳，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访牟志京：
《中学文革报》
遇罗克及其他
作者：顾晓阳
原载微信公号野事野史
原注：本文采写于1993年，当时牟志京为美国布兰岱斯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文中，将1966年夏开始的那场运动，一律以“运动”二字代替。此外还有一些替代词或符号。
牟志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童年在大连度过。那是一九五八年以前的事。那时的大连给牟志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至今还记得大连火车站（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前面那些漂亮、神气的马车和赶车的俄国车夫。
他的小学原来是一所日本军官学校，有礼堂、操场和钢琴，地板一尘不染，出操时鼓乐齐鸣。他读安徒生和格林童话，也喜欢遍布全城的俄国和日本式的各种建筑。在这种环境下，他培养起一种天真、单纯的性格和幻想气质。
十岁时，他们全家搬到北京。他立刻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和气质与北京格格不入。他永远显得“不够成熟”，实际上这就是不够圆滑的同义语。初中他考入著名的北京男四中，此后直到去农村插队，他在四中待了八年。
他一直是个好学生，也一直虔信学校和社会上灌输的“正面教育”，用“理想”的眼光看世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好学沉思的学生，喜欢提问题，对各类事情都要追根究底。这当然就给他惹来不少麻烦，因为在中国对政治是不能问问题的。
运动开始前他在这方面遭遇最惨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那时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北京四中是市教育局搞四清的重点学校，各班都要揪反戈命学生。有一天牟志京正在操场上打排球，一个同学跑来告诉他：“你还有这份儿兴致？你已经被打成反戈命学生啦！”
牟志京回到教室一看，墙上贴满了揭发批判他的“小字报”。用他的话说：当时都看傻了。人怎么能这样撒谎呢？那些被揭发出来的他说过的话，并非完全捏造，但却被大大地歪曲了。他不能理解的是：他平时和同学关系都不错，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都变了脸？这显然是事先经过发动和组织的一场批判，他却一点风声也不知道。
紧跟着一九六六年运动就开始了。北京四中是“老兵儿”最活跃的学校之一。当时四中的学生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干部子弟；一是知识分子家庭子弟，人数最多；另外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和一般市民家庭的子弟。运动初期最先造反是干部子弟，“废除高考”就是四中最先倡议的，当时还有人写大字报说北京市是黑市委，牟志京看了很惊讶，心想这些人胆子真大呀！后来才知道干部子弟早就从内部得到了要砸烂北京市委的消息。
那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牟志京最早是从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的一个讲话录音中听到的。后来还由四中的老兵儿刘辉宣作词，音乐学院附中一个学生谱曲，传唱一时。（笔者按：刘辉宣是著名的老兵儿之一。八十年代初发表了一部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运动初期的种种情事及后来的反思，笔名“礼平”，曾轰动一时。）
牟志京当时读高中二年级，对这付对联十分反感。他虽然出身在很单纯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历史很清白，不属于“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狗崽子”，但他认为这种以出身来判定一个人的好坏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对联”流传后，激起了一场辩论，当时音乐学院有一个辩论会场，牟志京到那里去过，还见到过马思聪挂着牌子在院子里劳动。
他发现所谓辩论实际上已是“一边倒”，大多是拥护“对联”的。有一天，他便给主持人递了几个条子，要求发表反对意见。他当时并没有多少思想武器，只是引用毛选和文件里的话来进行反驳，但他只讲了几句话，就冲上来一伙儿女红卫兵抢话筒。他不放，继续讲，那些女同学朝他脸上吐唾沫，捶他。女人没有力气，打得并不疼，但牟志京很不是滋味儿。四中是男校，牟志京从未有过和女同学接触的经验，因此更觉得别扭。
他发言后，有一位同班的干部子弟对他说：你的发言好，口齿也很清楚。这时，另一个同班同学、出身“反动军官”的高XX跳上台发言，大骂牟志京。牟觉得很扫兴，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你骂我个人干什么？后来他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论述“对联”为什么是错误的。结果有人便约他当面辩论。
这次对方是一帮女同学，虽然很激烈，还比较友好。最令牟志京伤心的，还不是那些老兵的言行，而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表现。几天后，那个曾经在辩论会上大骂牟志京的高XX，把他揪到班里批斗。高在会上指着牟志京说：“我出身反动军官，我就是混蛋。你说我不是混蛋，你就是大混蛋！”还有一个同学带领着班里的同学去斗自己父亲，他骂自己父亲的那些话太恶心，牟志京至今都不忍心重复。斗争会还没开完他就离开了。事后那个同学竟质问他说：“批我爸爸时你为什么退场？你立场不坚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差不多与“八·一八”同时，大串联开始了。牟志京带着几个人去串联，因那几个人出身不好，被抓了回来。于是他们便去中南海请愿。深夜回来时，其中一个朋友随牟志京到四中的学生宿舍住宿。本来牟那个宿舍里的室友们关系都很好，没想到这天他们在宿舍里才坐下，便有人问：“你们什么出身？”牟的朋友觉得很好笑，就笑了笑，没有回答。室友们不依不饶地接着问，被问者只是不答。室友火了，便跑出去叫人。
不一会，刘辉宣带着几个老兵儿一涌而入，他们手里抡着武装带，问：“是谁？”又问：“什么出身？”牟的朋友仍旧笑了一下，立即挨了一拳头。牟志京见了，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做出握拳的动作。刘辉宣说：“看你这样儿挺会打架的？告诉你，我不怕你！”说罢劈面就是一拳，紧跟着老兵儿们一齐扑上来，拳脚并用，将牟志京打倒在地……
尽管如此，牟志京当时仍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他后来还是坐上火车“串联”去了，在路上他学毛选、自愿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徒步“长征”，从西安一直走到延安……这中间他收到班上“运动小组”的信，突然对他大加赞扬。正好这时全国下令停止串联，他便返回北京。
令他更加不解的是，很多原来批判他的同学态度一下子变了，他印象深刻的有一位中组部副部长的儿子对他特别亲热，嘘寒问暖。原来那时形势变了，老兵儿开始失势，对立一方的造反派风头正健。
有一次开大会有人让牟志京参加，说刘辉宣要给他道歉。他没有去，也没参加任何组织。因为他觉得虽然现在各派组织都有，过去老兵独霸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那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周恩来、江等人都出席了。四中的代表在发言中把牟志京称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因为在“对联”流行时敢于像他那样明确表示不同意的人极少。周在讲话中也说对牟志京“很钦佩”。这些发言和讲话后来都登在了“兵团战报”上。牟志京一下子红起来，用他本人的话说：我在四中这么多年总是挨批，这回头一次挺有点地位。
就在那期间，他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感觉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的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学。
在那里，他见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他们交谈了一番，遇罗文只告诉他《出身论》是一个研究小组写的，没有说遇罗克。牟志京没想到的是，遇罗文第二天便回访了他，与他商量进一步扩大《出身论》的影响的事。牟说让我试试看，借一笔钱把它铅印出来。
那时牟在四中挺有名，便向学校借了五百块钱。经人介绍认识了“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开了一张三司的介绍信，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系印刷。纸张是从农工民主党（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机关买的。所有费用加起来正好差不多五百元。《出身论》的原稿又经过（遇罗克）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全文大约三万多字。
付印之前，牟志京又在原稿上做了很多修改，为此遇罗文与他大吵一场，几乎闹翻了。但第二天罗文便向牟道了歉，说“小组”的人看了认为改得很好。他们本来想把《出身论》印成一个对开的四版，作为传单散发。结果在排版时，印刷厂的人说字数不够，有一大片空白，需要补上一些文章。牟志京灵机一动，说干脆把它办成一份报纸吧。于是取名叫《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虚张声势，防止老兵儿来砸。报头是用毛体拼的。
那一夜牟志京赶写社论和其它文章，通宵未眠。遇罗文在旁边睡着了，鼾声大作。第一期报纸的创办者共四位：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牟的小学同学）、毛宪文（中学教师）。出版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印数为三万份。
报纸出版后，每份卖二分钱。想不到竟是一售而空，不但在北京成为抢手货，而且在外地广为流传。《出身论》在当时振聋发聩，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设在四中的接待站门庭若市，来访者和要求参加他们报纸的人络绎不绝。除西藏和台湾以外，全国各省市都有读者来信，开始还是邮递员来送，后来每天都收到二三个邮袋的信，只能自己去邮局取了。
许多信的内容牟志京至今难忘。一个贵阳的读者在信中说，三万多字的《出身论》被人抄成大字报，高高地贴在贵阳市中心，有许多人围着看。他自己只看了三分之一，便忍不住在人群中嚎啕大哭。于是他跑回家，躲在屋里又哭了很久。平静以后，复跑回街头接着看，没看几行又哭起来。如此反复多次。
《中学文革报》名声大噪，引起社会各方注意。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笔者按：包括《再论》《三论》共三篇文章，是运动初期脍炙人口的造反檄文）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来接待站访问过，彬彬有礼，说咱们应该联合起来，把中学的运动搞好，有问题多讨论。一般来说，这些干部子弟老兵儿与出身论的观点应是针锋相对的，所以牟志京对他们的做法很奇怪，至今不解是怎么回事。
与此成对比的，是北大附中老兵儿彭小蒙带着“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简称）的人来砸过接待站一次。当时牟志京不在，王建复吓得从后窗户跳出去跑了。
还有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两个人来访过，言谈举止都很神秘，说起话来也不太像记者，他们对牟志京说：上头对你们的报纸挺重视，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方向。这话也颇让人费解。
第一期报纸出刊后，有一天遇罗文将牟志京带到自己家里，第一次介绍牟与遇罗克认识。牟志京说：遇罗克其貌不扬，但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是高度近视，但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有些驼背，然而说起话来嗓音宏亮，给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感觉。他与牟握手时说：“这就是牟志京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然后高声大笑，很有感染力。后来牟问遇罗文，他哥哥是不是“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罗文说不是不是。直到第二期报纸以后，才告诉他出身论的作者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
自那以后，牟志京与遇罗克之间的个人交往就很多了。许多次他们畅谈至深夜甚至凌晨。他非常崇拜遇罗克，把遇看成是自己一生中的老师，他对别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遇罗克认为自己不加入报纸为好，也希望牟不要对其他人说，这样可以起保护和隔离的作用，对相互的影响都会小。
牟觉得遇罗克是个非常有斗争策略和眼光的人。有一次牟志京讲起自己在一九六五年底至六六年五月运动前夕的经历，说批《海瑞罢官》，他在班里讨论时站在吴晗一边，写作文也一直替海瑞罢官辩护。遇罗克问他这是什么时候？他说是一九六六年三月。遇说：“我要是你在那个时候就不会这样了。我一九六五年底时写过为吴晗辩护的文章，因为我以为是学术讨论。可到一九六六年初我就看出来这是一场正治斗争，说的根本不是海瑞罢官本身。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不会再加入讨论。
遇罗克喜欢读书，也喜欢与朋友讨论这些书，往往口出妙语。有一次他问牟志京对鲁迅怎么看？然后说：鲁迅的东西，好像一盘珍珠，每一颗都很漂亮，但却没有串起来。牟志京自言在不少方面受到遇罗克的启蒙，比如西方文学，罗克向他介绍推荐了《卡门》、杰克·伦敦等很多书籍。牟认为罗克当时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俩曾一起看过苏联社会科学院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罗克聪敏过人，能够与两个人同时下盲棋。即便是在诸如打手板这类的游戏上也胜常人一筹。他写文章很快，常常是报纸马上要发稿了，才连夜动笔，一气呵成，质量高、速度快，若非亲眼所见，简直有点难以令人置信。
据牟志京所知，《中学文革报》可能是运动中第一份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报纸。该报一纸风行的结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带动产生了一大批小报，如《首都风雷》《讨孔战报》《只把春来报》《井岗山报》《红旗报》等，不下数十种。报纸多了，出现销路问题，就要相互竞争。那时一份报纸如果没有关于出身问题的讨论，销路就成问题，有的报纸甚至就是以批《中学文革报》为生的。大部分小报则是以刊登首长讲话和小道消息为主。
不久，在西单体育场里面自发形成了一个“换报市场”，类似邮市，各类报纸在那里买卖交换，也有行情。《中学文革报》在那里卖到二元一张，甚至还有五元买一张的。交换率也非常高，一份《中学文革报》最多可换五十份其他报纸。
报社吸收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从未有过主编的正式名称，但实际负责人一直是牟志京。从编、排、选字、画版等等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做。遇罗文自始至终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人大多是做事务性工作，那时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是十分繁重的。很少人直接涉入编辑。
牟志京在颐和园拍摄的陶洛诵
卖报是大家分头在街头叫卖，常常被抢购的人群挤得喘不过气或追得满街跑。每人卖完了都将钱如数交回，从未有人贪污，交通费等也是自己掏腰包，根本没有报销这回事，当然更没有工资了。第一期在印刷厂里时曾被“联动”抢走了一批，其余的全部卖出，仍只有五百元上下。第二期因买到便宜的纸张，增印至四万份。经费虽不宽裕，但用卖报所得一直能维持出版。
第三期出版后，那两位《红旗》杂志社记者又来了，这次他们非常严厉，对牟志京说：我们来向你转达关锋同志的指示。关锋同志说，你们报纸的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牟志京曾一直认为上头会很快支持他们的，因此对关锋这番话大感意外，一时情绪极为波动。有几天时间他甚至没到报社露面。他反复想：难道我们的大方向真的错了吗？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对出身不同的人在政治上应平等对待”这一基本观点，他是绝不能放弃的。
那时，由于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造反派头头对他们表示支持，将公司在白塔寺的一间空房子借给他们使用。牟志京在这里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转达了那两位记者的话，然后说：本来办这个报咱们的心情是一致的，也相信咱们是正确的，会得到上头的支持。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如果接着办下去，后果会很严重，等于用鸡蛋碰石头。我想了很久，我不想放弃，愿意把它接着办下去。如果有谁担心后果，现在正是退出去的时候，愿留下来的人也不应责备。请每个人都好好想想。结果全体人员都非常坚决地留了下来，不惜任何代价。这使牟志京很感动。
出版第四期时，他们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大会，宣扬报纸的主张。遇罗文做主要发言。来了很多人，中央电视台还来了人拍摄。开会不久，忽听几声鞭炮声，然后一伙联动分子冲上台，他们抵挡不住，只好撤了，大会没有开成。还有过其他造反组织派来的奸细，谎称拥护他们的主张，加入进来，刺探消息。
遇罗克出于政治原因从未参加过报纸的工作，但经常出谋划策，也出过一个馊主意。他曾将一位邻居介绍进来，此人有过犯罪纪录，但遇罗克不知出于什么信仰认为他能变，要改造他。在报社所有成员中，牟志京唯一一个不喜欢的人就是他。他总纠缠钱的事（其他人从没有过计较），有一次非要报销他修自行车的五块多钱，说因为自行车是在为报纸办事时坏的。牟没有同意，但遇罗克还托人来说最好给他报销。
报纸出了第六期后，形势变得很困难，在北京已找不到愿意承印的工厂。因此第七期转到天津去印。这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牟志京在天津的印刷厂处理排版事宜时，报社的两位女生突然从北京赶来，说遇罗克让我们来找你，有紧急消息：上头讲话了，说《中学文戈报》是反党反人民的。牟志京听了立即赶回北京，下了火车后直接去了遇罗克家。遇告诉他：根据准确消息，四月十三日戚本禹讲话，说中学文戈报是反……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遇说：牟志京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把你拉到这种地步……牟志京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时俩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牟志京召集大家开会商讨办法，只有一个人提出在下一期报上写一个检讨，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最后牟志京说：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出版是不明智的，而写检讨又违反大家的心愿，那就只好停止。大家在无可奈何中只有接受现实，但表现出来的精神令牟志京至今仍深深感动……
《中学什么什么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创刊，至四月因上头的压力被迫停刊，共出版了六期。其间还单独印行了两次《出身论》，共九万份。时间虽短，却在全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当年读过该报的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成为运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片断。在今天看来，它还是一九四九年后的第一份民办报纸，因此其意义也就不仅限于运动了。
短短三个月，对于牟志京个人来说，也是他人生历程中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如今虽时移事易，他谈起当年为了给报纸节省开支，在严寒的冬季奔波劳碌、露宿街头等往事，仍充满怀念之情。
报纸停掉后，牟志京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感到整个信仰的基石崩塌下去。他从此开始了一段游历和静思的生活。那时（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四川出现了严重的武斗，他约上陶洛诵、王建复、遇罗文等几位朋友，南下四川。在成都观察了一些武斗的奇怪现象后，他们转道峨眉山，经历了几天十分有趣的游玩。遇罗文和陶洛诵已发展起恋爱关系，一路上情浓意密。牟志京做为一个男校出身的高中生，又是在极端性禁制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对朋友间的这种关系既陌生又有点别扭，常常是敬而远之。
那时在北京中学生中，普遍滋生出一种理想幻灭、信仰危机的感觉，但运动初期投身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革命的狂热激情仍在胸中激荡。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张育海，曾自称为张克思，受到过四中工宣队整肃，后来他只身偷越中缅边境，参加了缅甸人民军，因作战英勇，立下二等功。他曾经给北京的同学写来过很多信，这些信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传诵一时，非常有名。不久张育海便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他的母亲也因而疯了。
也许是受到张育海行为的刺激，一九六七年五月，牟志京与同班同学吴景瑞决定偷越中越边境，到越南去参加抗美援越战斗。他说：当时的心理很复杂，但很真诚，就是想在一个信仰被动摇之后，做一些彻底改变自己的事，参加越南人民军，和美国打！二人一路上历尽挫折，风餐露宿，终于来到广西平祥中越边境。在那里他们看到街上有很多穿越南人民军军服的。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时，牟志京向一位如此打扮的人问你们是不是越南人民军？那人答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越南打仗，所以穿越南军装。牟志京问有多少人？答曰反正比在越南的美军要多。
他们准备了一些巧克力，买了防蛇药，每人还带了一把刀，准备在一旦遭毒蛇咬伤时，剜掉伤口的肉，“咬哪儿砍哪儿”！就这样向边境上的荒山出发了。山坡上草深齐腰，而且密度极高，必须将草成片地踩平才能前进。爬到山顶后，他们踏平一片草，铺上塑料布，便成了卧床。由于蚊子极多，睡觉时身上还得遮上一块塑料布。牟志京问吴景瑞：想家吗？吴说：“你这个人还是不行呵！怎么这时候还问这个？”
两天后，路上的草稀了，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人。牟志京上前搭话，那人听不懂，牟又讲了几句蹩脚的广东话和英语，那人还是摇头。他们心头不禁一阵暗喜，知道已进入越南境内。按照那人指点的方向，他们继续前进。牟志京步子快，吴景瑞走得慢，二人渐渐拉开距离。途中牟志京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示意他可以坐在后架上搭一段路。牟志京坐上去后，发现后架上夹了一本越南文书籍，他翻开看看几帧插图，居然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那种战争动荡的年代，在一条偏僻的荒山小路上，这位越南小伙子在读托尔斯泰！
那里就是十多年后中越战争期间由于战斗激烈残酷而闻名的谅山。牟志京和吴景瑞来到一个小村子，村民们围上来，其中一个小姑娘胸前戴一枚毛像章，会讲中文，问他们：“饿了吗？”他们说是饿了，于是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喝了茶。晚上吴景瑞与村民下棋，牟志京要求将他们二人先送到河内，然后参加越军，和美国人打仗。
第二天他们被带到一位越军上校那里，上校（通过翻译）说：“你们必须回中国去。”牟志京说：“我们帮助你们打美帝国主义，难道你们不欢迎吗？”上校说：“我很欢迎，但必须由你们的政府安排。”翻译是位越军上尉，态度很强硬，无论他们怎样解释，越方始终不应。最后只好送走了。没走多远，他们忽然看到一座中国建筑，原来这里便是“友谊关”。
友谊关
友谊关设有接待站，那里已有几十个北京的中学生被遣送回来。他们大部分都穿着黄军装，一望即知是干部子弟。牟志京与吴景瑞在他们中间觉得格格不入。然后，他们被同一辆卡车送回内地。这种誓死投入埋葬帝、修、反战斗的精神，当时很多人欣赏，因此他们回到北京后并没有受到追究，平安无事。
不久以后，吴景瑞又一次失踪了，而且至今仍杳无消息。当时流传出各种传说，有人说他偷越边境成功，加入了越军，已经战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逃到了台湾。公安人员在向牟志京调查吴景瑞的情况时，也说过一句闪烁其词的话。牟认为吴景瑞很可能已经死了，那公安人员听后说：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可能他现在混得还不错呢！这个给人留下无限畅想的真实故事，在当时北京的中学生里也很著名，至今仍令人回味。
这期间，牟志京读了大量书籍，如古希腊哲学、傅立叶，如“灰皮书”（运动前出版的内部书，因封皮一律为灰色，故名）中的《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斯大林时代》、德热拉斯著《新阶级》等等，试图寻找新的对世界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东北发生武斗。牟志京向朋友提议去东北看看。遇罗克也利用休假一起去了。在沈阳，遇罗克注意到城市中大部分建筑还都是满洲国时代的房子，他深有感触，说：“日本人在这儿才多长时间？可是他们建了多少房子？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又建了多少？这说明了什么？”长春是武斗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在火车站看到蓆片覆盖的尸体，像粮食垛一样堆积着。他们一下火车就被当地人派发了枪支和手榴弹，并对他们说：“欢迎北京来的革命小将支持‘长春公社’。”搞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其间可谓经历了“枪林弹雨”，死里逃生。临走时牟志京对大家说：把武器全交上去，不要带回北京。没想到遇罗文和王建复没听他的话，悄悄将几颗手榴弹带回家，后来竟因此惹了祸。
从东北回京后，牟志京进一步阅读与思考，渐渐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正铨是代表反动势力的。这个大逆不道的想法使牟志京感到十分恐慌，因为这等于是把自己列入反对的少数人里去了，但他却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时候陶洛涌、李金环等朋友常来找他，彼此皆或隐晦或公开地谈到了此种怀疑。
牟志京记得他第一次与陶洛诵公开说到此时，他们都很震惊。陶洛诵问：“现在像咱们这么想的人有多少？什么时候天下的人像咱们一样也这么想呵？”牟志京说：“我相信十年。十年之内咱们会变成主要力量。”陶说：“十年？你是不是太乐观了？是不是直到死咱们也不能说？”
这期间遇罗克已受到便衣的跟踪。有一次他竟突然转过身，朝跟踪的人走过去，问他：“你挣多少钱这样跟踪我？”那人不知所措。遇罗克仍热情地关注和研究着社会，他准备写一部“工资论”，剖析现行的经济体制问题，为此大量收集资料。至一九六七年底，遇罗克感到事态恶化，很可能要发生不测，因此很严肃地对牟志京说：“我想建议你一件事，为了你的安全，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也想托你一件事，我给毛写了一封信，我相信我对出身的看法与他一贯的方针是一致的。现在也许说不清，以后等能说清时把这封信交给他。这次谈话后不久，遇罗克果然被捕了。
遇被捕后，牟志京和报纸的同仁都受到了调查。当时四中由军宣队管理，指导员对牟志京印象不错，比较照顾他，但调查人员仍十分严厉，他们让牟志京揭发遇罗克的反动言行，牟说：我没法揭发，因为他没有，他跟我说的话都是革命的。调查人员无奈，便让牟将遇说过的无论什么话都写下来。牟写了交上去，他们看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告诉你，遇罗克死有余孽！根据你写的，他变成革命同志了！”
××局为了给遇罗克入罪，从调查他的言论逐渐转到行为，终于摸到了遇罗文和王建复私藏手榴弹的线索。（遇罗文曾将此事告诉一位朋友，那人坦白了。）遇罗文被逼不过，带着调查人员在香山将手榴弹挖了出来。调查人员如获至宝，让牟志京提供证据，说这件事是受遇罗克指使的。牟坚决不从。
遇罗克被判死刑的消息传来。牟志京看到判决书后非常震惊，判决书写道：“遇罗克思想一贯反动，书写有十万字的反动日记，阴谋暗杀……”很明显，遇罗克被枪毙实际上就是因为出身论，但判决书却对此只字不提，而编造了一套莫须有的罪名。这反映出当局的一种怯弱心理。当时传说毛看了出身论后说：这个人一定要杀。也有一种说法是周卷入了很多。
当时受遇罗克一案牵扯的人很多，如马列（本名郝汉），遇的至交，在报社也发挥过很大作用，他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大学生，被长期关押在学校里。他曾形容遇是“东方的希望，宫殿的一角”。张亚琴和李金环，气象专科学校女生，报社的骨干，也被关押在学校。遇罗文是中学生中遭拘禁的唯一一个人。当时当局对待大、专院校学生的政策不同，因此牟志京等中学生得以幸免入狱。
公××令牟志京将所有报纸上交，牟志京冒着极大风险私藏了一套。经过二十多年的颠沛流离、风风雨雨，这一套报纸竟被他保存至今。遇罗克请他转交毛的信，他开始藏在家中衣柜的夹层里，后来由于担心暴露，频频换地方，换来换去竟连自己也记不清放在哪儿了。牟志京至今引为憾事。
一九六九年初，牟志京到白洋淀插队，后来又转到山西雁北。那时候他自认对政治已看得很清楚了，立志要掌握真才实学。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刻苦自学高等数学、物理学、英语和日语。八年后考入研究生院。一九八四年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自一九八九年起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至今。
谈起往事，牟志京深自感慨。他说：当年，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出身不同的人在正治上应平等对待），大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天重述旧事，也是对当时的黑暗的一个揭露。同时，还想通过对大家的追忆，表达他本人对所有这些朋友的钦佩。
报纸的同仁在遇罗克案后风流云散，各自又有许多不同的遭遇。直到一九七八年，大家才重又聚首，物换星移，感慨系之。报纸的骨干除前文已提及的外，尚有严世军、帖汉、韩基山、王家才、张君若、张复英、刘力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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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记忆